摘要：
本文目錄澳門文學的簡介香港 澳門澳門屈辱史一、澳門文學的簡介“澳門文學”，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名詞稱謂，在一般敘述中往往是不存有爭議的。然而，當我們回溯澳門文學的歷史、面向其文學的現(xiàn)... 本文目錄
一、澳門文學的簡介
“澳門文學”，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名詞稱謂，在一般敘述中往往是不存有爭議的。然而，當我們回溯澳門文學的歷史、面向其文學的現(xiàn)實以及考察具體的研究視野，便會發(fā)現(xiàn)“澳門文學”一直是一個不斷處于建構和爭議狀態(tài)的概念，而澳門獨特的歷史背景，當下的身份意識、形象確立的渴望，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概念歸納過程中的復雜性與多義性。顯然，對于一個特定概念的界定，僅通過一篇文章的闡述是無法完成的。概念本身常常具有發(fā)展、變化的特質(zhì)，往往使其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才能合理有效的展開并成為具體的話題，而本文正是在秉持上述邏輯的前提下，通過回顧“澳門文學”的生成、發(fā)展、確認等系列問題，呈現(xiàn)其概念辨析的意義與價值。
自1984年3月，港澳詩人韓牧在澳門日報舉辦的“港澳作家座談會”上呼吁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引起澳門文化人士廣泛的共鳴，“澳門文學”的概念便成為建構澳門文學形象、展開澳門文學研究的首要問題。歷史地看，“澳門文學”概念的提出與70年代中葡建交、雙方共同承認澳門為中國領土以及此后開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動的背景緊密相關。面對這樣的時代契機，澳門知識精英渴望把握歷史機遇使澳門文學邁上新臺階、凸顯自我形象，更成為“澳門文學”出場的內(nèi)在動力。1986年1月1日，《澳門日報》“鏡海”版發(fā)表了澳門學者鄭煒明的文章《寫在“澳門文學座談會”之前》。該文在界定澳門文學時曾提出“下列五項標準”：“1.土生或土長，并長期居留澳門的作者的作品。2.土生或土長，但現(xiàn)已移居別地的作者的作品。3.現(xiàn)居澳門的作者的作品。4.非土生土長，但曾經(jīng)寄居澳門一段時日的作者的作品。5.作者與澳門完全無關的，但若其篇什中，有主題關于澳門的，則該等作品，自應列入澳門文學的范疇內(nèi)。”上述五項標準由于沒有提及作品的語言使用和起止時限，故籠統(tǒng)而言，尚可接受。但如果一旦涉及澳門的“本土視野”和語言使用等問題，則其第4條值得商榷，第5條更是存有爭議。此后鄭氏又分別于1991、1993年發(fā)表文章《澳門文學的定義》、《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①，逐步修正其“澳門文學”的概念。在這種修正中，鄭煒明曾調(diào)整闡釋“澳門文學”的角度并綜合“（一）創(chuàng)作作品所用的文字；（二）澳門文學作者的身份；（三）作品的內(nèi)容；（四）關于出版與發(fā)表的問題”四方面，提出界定澳門文學的“兩項標準”：“①澳門人的任何作品：所謂澳門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長并長期居留澳門的作者的作品，或擁有澳門身份證明文件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取得該身份證明文件后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為準），更準確地說，是以在澳門生活期間有所感而后寫的作品為準；②任何人所創(chuàng)作的內(nèi)容與澳門有關或者是以澳門為主題的作品?！雹谌欢?，對比鄭氏前后兩次關于“澳門文學”的界定，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所謂后來的“修正”其實只是對以前的界定加以了文字的簡化，兩者在本質(zhì)上并無太大的變化，而“修正”后“澳門文學”的第二項確認標準仍然只以“內(nèi)容”或“主題”為依據(jù)，未免失之準確。由此推究鄭煒明先生在80年代就著手總結的“澳門文學”概念，或許本就為學術研究和史料發(fā)掘、整理而來，故此，采取了一種非常寬泛的標準。
香港三聯(lián)書店編輯兼作家的張志和在隨即召開的“澳門文學座談會”閉幕會上的發(fā)言《澳門文學的百花向我們招手》中回應了“澳門文學”的概念問題。在他看來，“‘澳門文學’的作者必須是澳門人或者是對‘澳門文學’活動有真誠投入和一定的貢獻的人，他可以是長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學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不住在本地，但不懈地支持本地文學創(chuàng)作和活動的人。”[1]顯然，張志和的“澳門文學”概念注重的是與澳門文學實踐的相關性，其強調(diào)澳門文學作家應有的身份意識、主體關懷。這一界定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門文學”概念在誕生階段帶有的理想化甚至情感化的特質(zhì)。但無論如何，上述兩種提法及其延伸都為后來人們更為深入思考“澳門文學”的概念提供了思路。
從80年代“澳門文學”概念的出場，可以明顯感到“澳門文學”的形象建構一直隱含著鮮明的時代性焦慮。如果說1987年4月中葡聯(lián)合聲明的簽署已使澳門步入其政治上的過渡期和經(jīng)濟上的轉(zhuǎn)型期，那么，如何在文學上面對回歸的趨勢顯然成為“澳門文學”出場的內(nèi)在動力。從韓牧所言的“所謂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包括兩方面：發(fā)掘和發(fā)展。發(fā)掘、整理澳門文學史料，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為了向前看，鑒往知來，從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門文學應走的路向……”[2]，其實不難看出“澳門文學”在概念層面上長期處于有名無實的狀態(tài)。然而，渴望、理想畢竟不能等同于現(xiàn)實，何況對于“澳門文學”來說自其出場之日起就需面對史料發(fā)掘、把握現(xiàn)實和面向未來三方面幾乎是同步進行的過程。結合80至90年代，“澳門文學”界定過程中出現(xiàn)的“‘澳門文學’是否等同于‘澳門華文文學’”、“澳門文學是否屬于‘嶺南文學’范疇”之類的話題，人們大致可以看到出于不同角度的考量，澳門文學在確定其內(nèi)涵和邊界時一直存有爭議性的分歧。應當說，澳門文學歷史的特殊性，構成上漢語、葡語創(chuàng)作共存的復雜性等等，都使澳門文學在具有東西方交融特點的同時，難以在短時期內(nèi)厘定其內(nèi)涵。然而，“澳門文學”概念以及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的提出，卻反映了澳門文化界對于時代、身份的吁求，同時，它也充分顯示了澳門人在新形勢下建構自我形象、邊緣發(fā)聲的自信心，這一點就長遠看來，自然對澳門文學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80年代末至90年代澳門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澳門文學”的概念認知也有了新的發(fā)展，而一些特定的現(xiàn)象也逐漸進入研究的視野之中并在一定范圍內(nèi)產(chǎn)生爭議。以（一）湯顯祖等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國作家在澳門的文學活動及其歷史確認；（二）“澳門華文文學”、“土生文學”與“澳門文學”的關系這兩個問題為例：第一，經(jīng)澳門、內(nèi)地諸位學者（如澳門學者鄭煒明、施議對；內(nèi)地學者徐朔方、潘亞暾、劉登翰等）的多方考證，后為《澳門百科全書》“湯顯祖”詞條收錄：1591年，湯顯祖曾在澳門作短暫游歷，此行雖未留下專門的劇作（后只在《牡丹亭》中有所提及），但卻留下一組膾炙人口的詩篇，成為澳門最早的文學記錄。將澳門文學的最早記錄上溯至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自然帶有明顯的正本清源意識。不過，這一符合史實和中國文學“源流”考察邏輯的看法在80、90年代，卻由于部分學者強調(diào)澳門文學的“本土性”及接受韓國學者李德超的“澳門之中國文學”說法的影響，而將湯顯祖等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國作家在澳門的文學活動視為“植入”文學，進而力圖重新劃定“澳門文學”的邊界。然而，無論是那種著眼于澳門本土文學視野而將20世紀30年代因抗戰(zhàn)發(fā)展起來的澳門本地文學作為澳門文學源流的看法，還是因內(nèi)地作家的“植入”而使用的“澳門之中國文學”的說法，其實都忽視了可以從“整體和局部”、“古代和現(xiàn)代”認識“澳門文學”的視角。明清兩代和民國時期的中國內(nèi)地文人如湯顯祖、屈大均、魏源、丘逢甲等，雖以外來“植入”的方式而無法成為澳門的“本土文學”，但從澳門文學歷來是中國文學組成部分的角度來看，澳門文學的“源”與自身的“流”其實都屬于中國文學。何況，在中國文學歷史的各個不同時期，以整體的“源”豐富不同區(qū)域的“流”的現(xiàn)象也絕非少見。因此，對于澳門文學源流的探究其實涉及到了澳門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以及階段劃分的問題：對于古代、近代內(nèi)地作家以“植入”的方式留下的作品，我們完全可以將其作為澳門的古代、近代文學及其有效的生成方式；而20世紀因戰(zhàn)爭而催生的澳門“本土文學”則在整體上可以命名為澳門新文學或曰澳門現(xiàn)代文學。至于“澳門之中國文學”以及“植入”的說法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商榷，但其在客觀上揭示澳門文學的本源和自身的區(qū)域性，卻為人們從更為廣闊的視野去理解澳門文學提供了某種啟示。
第二，關于“澳門華文文學”是“澳門文學”自然毫無爭議，但能否說“澳門文學”就等同于“澳門華文文學”？這一提問顯然涉及到了應當如何認識居住于澳門的土生葡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即“土生文學”）的問題。由于土生作家多用葡語創(chuàng)作，一般讀者難以接受，因此在一段時期內(nèi)澳門“土生文學”并未引起人們應有的關注。但從諸如汪春的論文《論澳門土生文學及其文化價值》的研究來看，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門出生；（2）是具有葡國血統(tǒng)的混血兒，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兒。在這類之外，也可把其他幾類人按習慣看法納入土生之內(nèi)并依次排列如下：①澳門出生的純葡裔居民；②在澳門以外出生但遷澳居住并接受當?shù)匚幕钠蠂?；③從小受葡國文化教育、講葡語、融入葡人社會的華人。”[3]“土生人”因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而成為澳門的居住者，在語言、民俗、習慣等方面都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他們可以講地道的粵語，在澳門華洋雜糅的社會中生活，是一個介于葡萄牙人和澳門華人之間的特殊階層。他們的創(chuàng)作從多方面反映澳門復雜的社會文化和現(xiàn)實生活，并不可避免地帶有中西文化相互滲透的藝術特點。不過，由于澳門“土生作家”生活在兩種文化的邊緣及交匯處，很難秉持一種穩(wěn)定的文化心理，所以，他們的作品常常會不自覺地流露出某種矛盾的狀態(tài)與文化、身份的焦慮。從90年代“澳門文學”研究的現(xiàn)狀可知：“土生文學”作為“澳門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基本趨于一致。正如饒芃子在《文學的澳門與澳門的文學》一文中指出的：“由于語言上的障礙，國內(nèi)對澳門‘土生’文學的研究尚未真正開始，但事實上，撇開‘土生’文學，澳門文學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是，‘土生’文學實為不可多得的‘邊緣族群’的標本，它所包含的歷史積淀與文化意蘊值得高度重視?！?[4]饒先生在承認語言差異的前提下，將“土生文學”視為“澳門文學”顯然是依據(jù)了生活地域、歷史背景、現(xiàn)實語境、創(chuàng)作實際等堪稱澳門文學實際情況的主客觀因素，這種思路同樣也為我們理解澳門文學及確證其概念提供了建設性的意見。
除以上兩個方面可以證明“澳門文學”概念的厘定是一個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之外，“澳門文學”還包含“離岸文學”的問題。所謂“離岸文學”是指到澳門以外的地區(qū)發(fā)表作品的現(xiàn)象，而與之相關的“離岸作家”是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與澳門保持密切聯(lián)系的作者?！坝捎跀?shù)百年來澳葡當局疏于澳門的文化建設，因而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澳門本土甚至找不到一分公開出售的文學雜志和純粹的文學副刊，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文學作品付梓殺青的出版社” [5]，所以，許多澳門作家在數(shù)十年間不得不將文稿投寄、發(fā)表于香港的一些文藝刊物上，進而形成了澳門文學史上一個特殊的文學現(xiàn)象——“離岸文學”及“離岸作家”（即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與澳門保持密切聯(lián)系的作家）。“離岸文學”由于作家身份、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等自然可以毫無爭議的被納入到“澳門文學”的范疇之內(nèi)，但值得注意的是，判定“離岸文學”為“澳門文學”過程中所持的標準其實已再次觸及厘定“澳門文學”概念過程中潛在的原則問題。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關于“澳門文學”概念的各種說法，首先應當歸功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澳門文學研究的自覺展開，然而，展開后的“澳門文學”及其相關概念往往由于研究者立場、視野的差異，而使概念問題本身更加復雜化了。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澳門文學”在觀念與實踐上存在的差異，一方面深刻反映了澳門文化歷史的曲折性，一方面則反映了人文學科命名的隱蔽邏輯，“人文學科所面對的研究對象往往不是通過定量化與邏輯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學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變得簡單明了。實際情況是，可能將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復雜性呈現(xiàn)無遺，從而使研究者在問題的質(zhì)疑與追索中進入人性與思想的幽深地帶。”[6]而從學術史與方法論的角度上看，“澳門文學”概念的界定及其在不同區(qū)域、背景下呈現(xiàn)出來的差異，又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馬克斯·韋伯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所言的觀念作為時代組成成分而具有的文化標識意義的看法。1999年回歸之后的“澳門文學”概念與此前同一概念（特別是1987年《中葡聯(lián)合聲明》的簽署至1999年澳門回歸之前的“過渡期”）之間的某些差異，其實已說明語境及觀念的變化會為概念賦予新的內(nèi)涵和生產(chǎn)的特性，上述現(xiàn)象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對于澳門這一特殊區(qū)域文學的命名，或許只有采取動態(tài)、發(fā)展的眼光，才能適時而有效的加以把握。
即使籠統(tǒng)而言，“澳門文學”概念的確立也至少應堅持中國文學的背景，自身的時代性與現(xiàn)實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三方面原則。其中，澳門文學與中華民族文化一脈相承、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深遠的歷史，無疑是確立“澳門文學”概念的基礎，這一原則在具體展開的過程中必然使?jié)h語寫作和中國作家占據(jù)主流。與中國文學的背景相比，澳門文學的時代性與現(xiàn)實性其實是一個涉及“本土性”與“當代性”的話題?！鞍拈T文學”之所以在20世紀視野中存有“澳門華文文學”、“土生文學”的概念，歸根結底是由澳門文學的時代性特點決定的。與此同時，對“澳門文學”概念的確認也必須立足于澳門本土的實際。作為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之所，澳門文學歷來存在著“根生”文學/“植入”文學、“本土”文學/“客居”文學之間的二元關系，這樣的現(xiàn)實使“澳門文學”在具體指涉上常常存有顧此失彼、似是而非的傾向。因此，最終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角度確認澳門文學的概念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邏輯”。
對于在確定“澳門文學”范疇過程中的一些可能產(chǎn)生爭議的現(xiàn)象，比如：英國20世紀著名詩人奧登來到澳門旅游，寫過反映澳門社會現(xiàn)實的詩；聞一多的《七子之歌》、郭沫若的《鳳凰花》等，在一些學者看來，它們雖會在澳門文學史的書寫上留下燦爛的一筆甚至產(chǎn)生非同一般的影響，但卻并不屬于“澳門文學”的范疇（筆者也持這樣的看法）。正如作家地位、創(chuàng)作主題并不是確認某一區(qū)域文學概念的決定性因素，“澳門文學”概念的確立應當是作家身份、語言使用、文化記憶以及作品數(shù)量等諸多因素綜合考量的結果。它應當有“寬容”的底線，但又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在這方面，內(nèi)地學者楊匡漢在“澳門文學是在離岸的領地里迎著風濤生長的文學，是以中華民族為血脈、以漢語作載體，以東西方文化融匯見長，既母性又有多重聲音的新文學”的前提下，提出的“寬容的原則”，即“（一）在澳門生長或在外地生而在澳門長并堅持文學創(chuàng)作者；（二）在外地生長而后定居澳門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者；（三）居住澳門時間較長，從事創(chuàng)作且有影響性作品問世，如今離開澳門的作家；（四）土生葡人以漢語或葡語寫作，以反映澳門地區(qū)的生活與情感為內(nèi)容的作家作品；（五）羈旅澳門，書寫于澳門，且以澳門為話題的作家作品?！雹軣o疑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當然，如澳門青年學者呂志鵬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以“亞澳門文學”的概念，來考察那些在“澳門文學”之外但又具有對照價值的文本，從而實現(xiàn)了一種概念分層的策略，也不失為一種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7]
事實上，結合張劍樺的論文《澳門文學源流與涵義的辨析》及其在文中對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饒芃子《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等著述觀點的認可，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從90年代后期到“回歸”后“澳門文學”在概念考察過程中的某些特點。所謂“界定‘澳門文學’的涵義，在總體方法論上我們主張：宜籠統(tǒng)不宜苛細，宜寬泛不宜狹窄，宜開放不宜封閉。當然，也不能漫無邊際地‘籠統(tǒng)’、‘寬泛’和‘開放’，等到澳門文學資源得到充分的開發(fā)，等到澳門文學研究達到一定的廣度和深度，再對‘澳門文學’涵義作出符合學理的、比較嚴格的、相對科學的界定”⑤的觀點，其實已表明“澳門文學”概念的確定需要一種發(fā)展、變化的眼光，需要不斷以“歷史化”的方式見證澳門文學歷史的獨特性和階段性，而渴望確立一種絕對權威、廣泛認同的概念并不符合澳門文學的實際。當然，從“回歸”的視野看待“澳門文學”，由于文學新起點的確立、文化環(huán)境的改善以及歷史的自然延伸，“澳門文學”在認知過程中越來越呈現(xiàn)出以“澳門作家身份”、“漢語寫作”、“創(chuàng)作實績”等角度來理解的“時代性”特征。這種趨勢充分反映了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澳門文化界已開始著手通過文學實績的累積緩解“澳門文學”及其文化形象的焦慮，而近年來在澳門基金會資助下“澳門研究叢書”（12卷）、朱壽桐主編的《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呂志鵬的《澳門中文新詩發(fā)展史研究（1938—2008）》等在北京出版，以及在澳門特區(qū)文化局資助下一批由內(nèi)地聯(lián)合展開的項目，更可以作為回歸后澳門文化界努力建構“澳門文學”新形象的例證。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澳門文學”的概念會在時間增長的過程中達到一種觀念上的“自足”，而此前曾經(jīng)為確立“澳門文學”概念而進行的努力和實踐的意義和價值，也正在于此！
作者附識：本文的撰寫，得益于暨南大學王列耀教授主持、龍揚志博士后參與的澳門特區(qū)文化局資助課題“近十年澳門報紙副刊研究”及相關資料的提供、啟發(fā)，特此說明。
①兩篇文章分別發(fā)表及收錄于《澳門日報》“鏡?！?，1991年12月18日；余振編：《澳門：超越九九》，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其中，后者又以《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活動》為題，發(fā)表于《學術研究》，1995年6期；后又以本文題目收錄于李觀鼎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②見鄭煒明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李觀鼎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④楊匡漢：《山麓分手，又在高峰匯聚——在澳門筆會的講演》，是作者于1996年10月澳門筆會上的一次講演，曾分為上下兩篇刊載于《澳門日報》1996年11月20日、27日。后收錄于《時空的共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張劍樺：《澳門文學源流與涵義的辨析》，《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6期，后收于李觀鼎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1]張志和：《澳門文學的百花向我們招手》，《澳門日報》“鏡?！保?986年1月29日。
[2]韓牧：《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澳門日報》“鏡?！?，1984年4月12日。
[3]汪春：《論澳門土生文學及其文化價值》，李觀鼎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163頁。
[4]饒芃子、費勇：《文學的澳門與澳門的文學》，《文學評論》，1999年6期。
[5]錢虹：《從依附“離岸”到包容與審美——關于20世紀臺港澳文學中澳門文學的研究述評》，《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4年1期。
[6]饒芃子、費勇：《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意義》，《文學評論》，1996年1期。
[7]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fā)展史研究（1938-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31—33頁。
二、香港 澳門
1、香港，顧名思意，就是芳香的海港。關于這一美麗名稱的由來，歷來有不同的說法。但一般認為最可靠的說法，則是這里過去曾是運香、販香的港口，故而得名香港。在明朝時，香港及廣東東莞、寶安、深圳一帶盛產(chǎn)莞香，此香香味奇特，頗受人們的喜愛，故而遠銷江浙，飲譽全國。由于當時販香商人們一般都是在港島北岸石排灣港將莞香船運往廣州或江浙等省，所以人們將這個港口稱為香港，意為販香運香之港，將港口旁邊的村莊，稱為香港村。1841年英國侵略軍在港島南部赤柱登陸后，由一名叫陳群的當?shù)鼐用駧废虮弊撸?jīng)過香港村時，英軍詢問該處地名，陳群用當?shù)赝猎挻鸱Q"香港",英軍即以陳群的地方口音HongKong記之,并用以稱呼全島。在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香港作為全島的名稱被正式確定下來。1856年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和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之后,香港又進而成為整個地區(qū)的稱謂。
2、早在遠古時代,香港地區(qū)就已經(jīng)有人居住,秦始皇掃滅六國，統(tǒng)一中原后,又派兵平定了越族聚居的嶺南地區(qū),將之納入秦朝的版圖,設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個郡,并從中原遷移了50萬商人和罪犯到這一地區(qū)進行守衛(wèi)和開發(fā)。自秦始皇開始,香港地區(qū)就一直在中國中央政府的管轄之內(nèi),直到英國侵占香港以前,從未間斷過。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后,因為嶺南太遠,鞭長莫及,對趙佗采取了安撫政策,封為南越王。劉邦死后,趙佗又鬧獨立,朝廷多次征伐無功,只好再派人去賞賜慰勉,趙佗才除去帝號,臣服于漢室。漢朝在這里設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九個郡。香港地區(qū)劃歸南?？げ┝_縣管轄。此后,一直沿續(xù)到西晉時期。
3、東晉成帝咸和六年,將南?？|部劃出,另設了一個東莞郡,下轄寶安、興寧、海豐等六個縣。寶安縣的轄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區(qū)和深圳市、東莞市,縣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頭城。
4、隋朝又廢東莞郡,將轄地并入廣州府南海郡,寶安縣也改為隸屬南?？?香港則仍歸寶安縣管理。
5、唐肅宗至德二年,改寶安縣為東莞縣,香港又歸東莞縣管轄。明神宗萬歷元年,廣東巡海道副使劉穩(wěn),奏準朝廷,將東莞縣濱海地區(qū)劃出另設一縣,名為新安縣。自此,香港地區(qū)改屬新安縣管轄。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鴉片戰(zhàn)爭,清廷戰(zhàn)敗,割讓香港島給英國。咸豐十年即1860年，又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國強行租借，香港地區(qū)遂全部歸英國人管理。
6、英國對中國這塊肥肉,早已垂涎三尺。1773年,英國開始對華進行鴉片貿(mào)易,是最大的鴉片販子。英國鴉片販子源源不斷地把鴉片輸入中國,頓使中國陷入災難深重的泥潭之中白銀從中國滾滾流出,使清政府的財政發(fā)生嚴重危機,白銀外流的結果更引起民不聊生。工商業(yè)普遍蕭條和衰落，鴉片煙毒已在中國泛濫,對此,當時愛國者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中就憤怒地說；"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
7、由英國對華掠奪而釀成的鴉片濃煙滾滾，直接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這時,以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愛國主義者、民族英雄林則徐為代表的"嚴禁派"（禁煙派）揮起中華之劍,對英國侵略者進行堅決的斗爭,領導了震撼世界的禁煙運動。1839年3月,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到達廣州查辦鴉片。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來到廣州附近的虎門海灘,下令把已繳獲的鴉片全部當眾銷毀。虎門銷煙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決心禁煙和反抗外國侵略者的堅強意志。
8、林則徐領導的虎門銷煙的壯舉受到世界上一切主持正義的人士的支持，如一位英國人在他所撰寫的《在中國做鴉片貿(mào)易罪過論》書中，就指責英國商人的"鴉片貿(mào)易給英國國旗帶來了莫大的侮辱"，而英國的鴉片販子和工業(yè)資本家不甘失敗，加緊活動，催促英國政府對中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6月,由540門大炮裝備起來的48艘艦船,乘載著4000名士兵組成的"遠征軍",到達廣東海面封鎖了珠江口。于是,這場由英國資產(chǎn)階級蓄謀已久的、目的在于打開中國門戶，謀取英國在中國的最大得益的鴉片戰(zhàn)爭,終于爆發(fā)了。7月6日攻克舟山群島的主要城市定海。再北犯大沽,道光皇帝派出怯弱無能的官僚琦善到廣州與英軍議和，并同時把林則徐職查辦清政府的驚恐與無能,助長了侵略者的氣焰。1841年1月,英軍以武力強占香港島，2月攻占虎門，5月進犯廣州。1842年，英國進一步擴大侵華戰(zhàn)爭,先后攻占廈門、定海、寧波、吳淞、鎮(zhèn)江。同年8月29日,清政府與英國在南京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9、英國根據(jù)《南京條約》占領了我國領土香港島。英國強占香港島,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英國的目的是企圖在軍事上和經(jīng)濟控制中國。1860年10月,英法聯(lián)軍進犯北京,火燒園明圓。清政府又被迫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于10月24日簽訂《北京條約》。就這樣,英國占領了九龍半島今界限街以南的土地,以及位于九龍半島西部的一個大島嶼昂船洲。這使英國所取得的香港這一侵華基地得以進一步鞏固與加強。
10、英國侵占九龍半島南部后,不久又圖謀占領整個九龍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和水域。1898年6月9日,清政府總理與英國在北京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根據(jù)該約,清政府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的土地,以及附近島嶼,租給英國,租期99年。這塊租給英國的土地后來被稱為香港新界。致此,英國通過刺刀、洋槍與大炮的野蠻征服,實現(xiàn)了對中國香港地區(qū)領土的占領。
11、建立港英政府,是英國在香港殖民統(tǒng)治的重要一環(huán)1843年6月26日,英國利用《南京條約》換文生效的時機宣布香港為英國"直轄殖民地",派璞鼎查為首屆香港總督。港英政府遂告成立。
12、香港總督,又稱港督,是港英政府中擔負最高首長職責的人。按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tǒng)治的根本法《英皇制誥》的規(guī)定,英皇是香港的最高統(tǒng)治者,香港總督是英皇的全權代表。港督之下設立四個系統(tǒng),構成港英統(tǒng)治政權:（1）咨詢性質(zhì)的行政局和立法局,（2）以布政司為首的行政機構,（3）以首席按察司為首的司法機構,（4）受命于英國國防部的駐港英軍。此外,還設立一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行政局和立法局是輔助港督行使職權的兩個重要機構。港英政府中的主要官員,還包括:布政司、財政司和律政司等。駐港英軍,是英國維護對香港殖民統(tǒng)治的重要力量。英國自強占香港以來,在香港一直保持著一支數(shù)量相對穩(wěn)定的軍隊,約有一萬人,包括陸、海、空三個軍種。源于英國的法律與司法體制,是英國對香港實施管治的重要手段。英國除了從政治上實行對香港的殖民統(tǒng)治外,還從經(jīng)濟上確保英資財團在香港的特權地位。英資財團是指以香港為基地的英國資本財團,主要有匯豐財團、太古財團、怡和財團等。英資財團大都創(chuàng)業(yè)早,長期插足香港經(jīng)濟,與港英政府關系密切,對港英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們依仗港府的支持,控制著香港的經(jīng)濟命脈。如英資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擁有發(fā)行港幣的特權；英國大東電報局通過它附屬的香港大東電報和香港電話公司,獨占了香港對外通訊和全市電話、電訊服務；英資的地產(chǎn)公司擁有香港大批地產(chǎn)物業(yè)等。這正如香港民間所說的:"實際統(tǒng)治香港的是馬會、怡和、匯豐和港督府。"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使整個香港社會充滿著殖民主義的色彩。
13、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香港地區(qū)呈現(xiàn)出和平安閑的氣氛。電影院場場滿座,酒巴間坐滿了客人,舞場里不斷傳出爵士音樂,年青人成群結隊地到新界農(nóng)村郊游。還不足三個星期,圣誕節(jié)就要到了。只是在前兩、三天香港政府舉行過幾次開玩笑般的防空演習。誰知在第二天的早晨,竟聽到了隆隆的飛機轟鳴聲,猛烈的炸彈爆炸聲和高射炮還擊聲。人們預想不到的香港戰(zhàn)役開始了。在戰(zhàn)斗機的掩護下,三十六架日軍輕型轟炸機空襲了啟德機場、九龍水上飛機停泊等處。機場附近的一些民房也被炸彈擊中。就在同一天,日本還襲擊了美國?？哲娛禄卣渲楦鄣鹊?。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了。
14、12月8日,在空襲啟德機場等地的同時,日本陸軍兵分四路,越過深圳河進攻新界。在垃圾灣防線,大部分地段英軍略作抵抗就紛紛后撤。僅在城門水塘西南的黃金山陣地戰(zhàn)斗比較激烈,雙方展開了肉搏戰(zhàn),英格蘭步兵營營長陣啟亡。終因雙方力量眾寡懸殊,英軍司令馬爾比少將決定放棄九龍,命令"半島旅"撤回香港島。九龍之戰(zhàn)只進行了五天到12日夜晚,整個九龍半島都被日本侵略軍占領。
15、12日晚,英日雙方隔著維多利亞港海面互相炮轟。第二天上午,一艘插著白旗的小艇,由九龍油麻地碼頭向香港島駛來。艇上載有日軍勸降使者多田中佐,還有被挾持的香港總督私人秘書李夫人等。英軍拒絕了日軍的招降。17日,日軍再次派人乘兩艘小艇過海勸降。香港總督揚慕琦再次拒絕,并且警告日方,如果再有"和平使者"過海,香港將不客氣地開槍射擊了。
16、18日午夜,日軍乘坐汽艇、橡皮舟等百余艘,對港島北岸強行正面登陸。他們登陸。他們登陸后,曾在黃泥涌與英軍展開激烈的戰(zhàn)斗。日軍若松大隊長受重傷,英軍西部旅司令約翰羅臣（加拿大大人）陣亡。結果英軍敗退,防守港島的東部旅與西部旅,聯(lián)系被切斷。日軍還占領了黃泥涌貯水池,切斷了英軍水源。英軍曾在局部所剩無幾英軍司令認為再也無法繼續(xù)抵抗,在與港督商議后,決定無條件投降。25日晚,東線、西線的英軍相繼掛起白旗。至此,歷時十八天的香港戰(zhàn)役,以日軍占領整個香港地區(qū)英軍徹底失敗而告終。
17、12月25日是圣誕節(jié)。當天傍晚,一輛掛著白旗的汽車由中環(huán)開向跑馬地日軍司令部。香港總督揚慕琦與日軍代表簽訂了"停戰(zhàn)協(xié)定",他本人做了日軍的階下囚這天晚上,絕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藏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燈火輝煌的"不夜城"變成了血雨腥風的恐怖世界,整個香港地區(qū)完全陷入了日本侵略軍的魔掌所以人們稱這一天為"黑色的圣誕節(jié)"。
18、日軍入城后,大肆搶掠,強奸婦女和殺害無辜居民的暴行屢屢發(fā)生。日軍的安民布告上虛偽地宣稱:"保護華人財產(chǎn),香港戰(zhàn)爭是對付白種人的戰(zhàn)爭。"但仍然有許多華人的店鋪被封了門,特別是那些大的鋪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國貨公司、五金行、汽車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業(yè)門口多半釘上寫有"軍搜集部管理"字樣的木牌,銀行、當鋪門口則釘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大家都明白:"管理"只不過是攫取的別名。日軍將香港的九十五萬擔存米,搶走八十萬擔充作軍糧,造成香港嚴重的糧荒。
19、《香港淪陷記--十八天的戰(zhàn)爭》一書曾記述了日軍明火執(zhí)杖進行搶劫的情景:"日本軍隊在海軍船塢附近,他們正在整理一捆一捆的獵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扎起來的,堆滿了一個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個敵兵在結著小小的標簽,上面寫的是:'神戶……'獵得物聚集了以后,卡車就將它帶到西環(huán)的碼頭去,放入了大輪船里,這些輪船就一直駛回到日本。""我曾經(jīng)在一個很大的單車行（自行車）門口,呆看了多時,一輛汽車放在門口,幾個日本兵指揮著苦力,把簇新的單車,從里面一輛一輛地背出來,搬上了汽車,……又一刻,又是一輛卡車……于是簇新的單車,又從里面一輛一輛的搬出來。""老板也和我一樣,作為一個旁觀者閑著,似乎這些東西本來就不屬于他一樣,……"（唐海：《香港淪陷記----十八天的戰(zhàn)爭》第95-96頁）
20、除了搶劫財物,半夜里許多喝醉了酒的日本兵還經(jīng)常四出尋找婦女。婦女們躲藏在各處。不少婦女遭到凌辱,甚至有被幾個敵兵輪奸的。在日軍舉行"入城式"后的那些夜晚,許多婦女嚇得在三、四層樓的房頂上亂跑,瓦片被踏得發(fā)出破裂的聲響。當時有些婦女說,他們不怕炸彈和機關槍,因為碰上了它,干脆死掉就是了。他們最怕的是敵兵的電筒和使人膽寒敲門聲。
21、日本侵略軍還濫殺無辜居民,視中國人的生命如草芥。在離跑馬地不遠的藍塘道,一戶居民全家八口皆被殺害。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婦女,因為聽不民懂日語想通過崗哨東行,被日軍當場開槍打死。在灣,一名青年不小心闖入了所謂軍事區(qū)域,日本兵上來就是一刺刀,將他殺害。在深水元州街,一名婦女身上背小孩上街買菜,回來時趕上戒嚴,眼睜睜看著自己信的樓宇,無法走過去。她的長子約八、九歲,想橫穿馬路迎接媽媽。這名婦女,搖手示意,不讓兒子過來。不料母子三人竟都被日軍開槍殺害?！?/p>
22、在日本侵略軍占領香港三年多的時間內(nèi),香港廣大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難。日本侵略軍強迫居民使用軍用手票。起初軍票對港幣的比率,定為一比二。到1942年10月,改為一比四。到1943年6月31日則宣布禁用港幣,居民必須在限期內(nèi)到臺灣銀行兌換軍票,違者殺無赦。這是在進行公開的金融掠奪。在日本統(tǒng)治初期,居民每人每天只領到六兩四錢配給米,僅能勉強糊口。到了戰(zhàn)爭中期,糧食發(fā)生恐慌,日本侵略者便改變配給制度,只配給為敵人服務的公務人員。結果造成米價飛漲,每斤由數(shù)無漲到二百多元,居民餓死者不計其數(shù),餓殍道,目不忍睹。
23、日軍還隨意拆毀古跡、拆遷民房。他們拆毀了九龍寨城的城墻,炸毀了象征民族精神的宋王臺。1942年8月日軍想在香港設立慰安所（軍妓住所）五百家,地點選在灣仔大佛口附近的洛克道。日軍六十八大隊隊長中川金光親自出馬,指揮大批士兵,突然封鎖洛克道,西至軍器廠街口起,東至勛寧道止,加上鐵絲網(wǎng)。兇神惡煞般的日本兵配上刺刀,限令住戶在三天之內(nèi),全數(shù)搬出,不得留下一人。居民們被迫在風雨之中扶老攜幼搬往他處甚至露宿街頭。這就是日本侵略軍制造的洛克道事件。實際上慰安所用不了這么多房屋,日軍便把這一地區(qū)變成了他們的娛樂區(qū)。除了慰安所,還設立了吃茶店、酒巴和菜館。該處就是后來灣仔的酒巴區(qū)。
24、在日本統(tǒng)治期間,香港百業(yè)凋零,唯有賭博、吸毒等罪惡的行業(yè)得到發(fā)展。從最熱鬧的皇后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賭場。臭名昭著的大賭場有"榮生公司"、"兩利公司"等。賭場門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條"發(fā)財請進"的標語,有人在搖鈴,有的還有土娼招待。這就是日軍帶給香港的"新秩序"。開賭場的多半是與日軍相勾結的亡命之徒,有的甚至標出他們過去秘密組織的堂號,如"十八子"、"粵成堂"等。1944年2月,南支派遣軍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總督以后,公開鼓勵開賭,抽賭餉充軍費,此后賭場林立,更加烏煙瘴氣。此外,日軍還鼓勵吸毒。敵總督部設有販毒機關---裕禎公司,用飛機從熱河運來煙土,并開設售吸所,準許煙民領牌買煙。
25、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中國和蘇聯(lián)、美國、英國、法國和其他各國結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互相支援,與德意、日法西斯進行了長期的艱苦戰(zhàn)斗,終于打敗了侵略者。1945年8月月15日,日本天皇在東京宣布無條件投降因為香港不屬于蒙巴頓勛爵指揮下的東南亞戰(zhàn)區(qū),而是屬于中國戰(zhàn)區(qū),是廣東戰(zhàn)區(qū)的一部分。駐港日軍本應向中國軍隊投降。但英國以洗雪前恥為托詞,堅持要由他們派艦隊前往香港受降。為此,中英雙方在日本投降前后,曾進行多次外交交涉。后來,蔣介石要求以中國戰(zhàn)區(qū)總司令的名義授權英方到香港受降。但英國政府依仗自己的軍事實力,并得到美國的支持,連這點保留面子的要求也加以拒絕。在此期間,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香港后,被囚禁于赤柱集中營的香港政府輔政司詹遜,立即按照英國政府的指示,返回市區(qū)組織了臨時政府,以防止香港的地位在戰(zhàn)后發(fā)生變化。他手里沒有武裝力量,當時卻讓日軍暫時維持秩序,等候英軍到來。1945年8月30日,英國海軍少將夏愨率領皇家海軍特遣艦隊,駛進維多利亞港,從日軍手中接收了香港。那時蔣介石急于派兵北上和共產(chǎn)黨奪戰(zhàn)略要地,在英國答應他把香港作為運兵北上的轉(zhuǎn)運站,并答應交出駐港日軍的裝備之后就默認了英國接收香港的事實。
26、1945年9月16日,在中國代表潘國華少將、美國代表威廉臣上校和其他同盟國代表的陪同下,夏愨少將在總督府正式接受駐港日本陸軍司令岡田梅吉少將和日本華南艦隊指揮官藤田類太郎中將的投降。香港地區(qū)在淪陷三年零八個月之后,又重新回到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之下。
27、中英兩國政府為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而舉行的為期兩年的正式會談。中國政府一再表示，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在此情況下，中英兩國政府開始了關于香港問題的談判。開始時英國政府提出的談判題目就是一個歸屬問題，而中國政府則提出三個問題，即香港歸還中國、未來香港實行的制度、香港過渡時期的安排。談判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至1983年6月，雙方主要就原則和程序問題進行會談。第二個階段，從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雙方就具體實質(zhì)性問題進行會談，共22輪。其間爭論頗多，本著以大局為重和友好合作的精神，經(jīng)過慎重和耐心的談判，至1984年9月18日，雙方代表團就全部問題達成了協(xié)議，中英兩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會談宣告結束。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簽訂，實現(xiàn)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也促進了澳門問題的解決，并且對解決臺灣問題必將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臺灣問題與香港問題性質(zhì)不同，但是“一國兩制”的構想和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同樣適用的。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有利于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為國際上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成功的新鮮經(jīng)驗。當時的聯(lián)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曾指出：中英兩國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應該大力提倡，這恰恰是我們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非常需要的。
28、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lián)合王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聯(lián)合聲明》。指中英兩國政府1984年9月18日就香港問題達成的協(xié)議。這份協(xié)議包括一個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lián)合聲明的主體文件；還有三個附件。主要內(nèi)容有：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除特別行政區(qū)有關外交事務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qū)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即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社會治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負責維持。香港的現(xiàn)行社會、經(jīng)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現(xiàn)行的法律基本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由當?shù)厝私M成。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將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qū)的地位，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可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各地區(qū)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fā)展經(jīng)濟、文化關系。中國政府明確宣布，上述基本方針50年內(nèi)不變。
29、指自中英聯(lián)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的12年。該概念由中英聯(lián)合聲明確認。過渡的含義為，香港由英國統(tǒng)治轉(zhuǎn)變?yōu)橛芍袊茌牶椭卫?。這一轉(zhuǎn)變必須經(jīng)過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過渡時期。在過渡時期內(nèi)英國政府的職責是：負責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經(jīng)護和保持香港的經(jīng)濟繁榮和社會穩(wěn)定。對此，中國政府將給予合作。這一時期內(nèi)最基本的問題有二：一是經(jīng)濟上不要出現(xiàn)大的波折，二是政治上不要另搞一套。如果發(fā)生嚴重的波動，或者另設一套班子，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為實現(xiàn)平穩(wěn)過渡，中英設立了聯(lián)合聯(lián)絡小組和土地委員會協(xié)商有關事項；中國政府亦將根據(jù)香港局勢的發(fā)展和要求，采取若干必要的行動措施。
30、香港12年的過渡時期可分為前半段和后半段。前半段時期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兩國政府為使香港特別行政區(qū)作為獨立關稅地區(qū)保持其經(jīng)濟聯(lián)系，特別是為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繼續(xù)參加關稅及貿(mào)易總協(xié)定、多種纖維協(xié)定及其他國際性安排所采取的行動；兩國政府為確保同香港有關的國際權利與義務繼續(xù)適用所需采取的行動；以及其他有關實施聯(lián)合聲明的事項。后半段即后過渡期，其主要任務是解決為1997年順利過渡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及為協(xié)助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同各國、各地區(qū)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fā)展經(jīng)濟、文化聯(lián)系，并就此類事項簽訂協(xié)議所需采取的行動。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通過后，中國政府逐步加強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成立的有關籌備工作，此即后過渡期的主要特征。
31、主權是指一個國家獨立自主地行使自已對內(nèi)對外事務的最高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聯(lián)合王國政府聲明：聯(lián)合王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實現(xiàn)主權的移交，還有待于1997年7月1日香港人能順利地接管香港政權，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國家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行使主權。
32、治權又稱管治權。指一個國家管轄和治理自己對內(nèi)對外事務的具體權力。管轄，涉及國家對其領域內(nèi)的一切人（除享受豁免權者外）、物和事件，以及對在其領域外的本國人的管理權限；治理，通過行政管理和立法、司法等行為予有實現(xiàn)。主權與法治密切聯(lián)系，主權決定法治，治權體現(xiàn)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主權的移交，意味著法治必須同時移交，英國想用主權來換取治權是行不通的。只有做到主權與治權同時移交，才算真正實現(xiàn)香港政權的順利交接。
33、在明成化年間，由居澳的福建莆田、泉州以及廣東潮汕等地的居民集資，興建媽閣廟。始建時的媽閣廟，位于娘媽閣，初名海覺寺。媽閣廟歷史逾五百年，葡人商船最早來澳的，是在媽閣廟涉頭登岸，詢問居民地名。據(jù)說"馬交"（MACAU）之名乃由此而來，實為閩語娘媽的一音之轉(zhuǎn)而至。媽閣廟是天后廟，是澳門三大古廟之首。未有葡人來澳，便已有媽閣廟，便已有華人居澳。
34、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澳門問題是由中國封建王朝的腐敗無能和外國列強的入侵造成的。
35、1535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門碼頭停靠船舶，進行貿(mào)易的權利；1553年，葡萄牙以曝曬船上水漬貨物為由，并通過賄賂當?shù)刂袊倮?，進入澳門居住；至1557年起，他們每年須向當?shù)刂袊倮艚患{一定銀兩的地租，以換取在澳門居住的資格。
36、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晚清政府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下，被迫割地賠款。葡萄牙政府也趁機發(fā)難。1845年，葡萄牙頒布法令，公然宣布澳門為“自由港”，并拒交地租，以武力搶占關閘，驅(qū)逐中國官吏，綁架中國士兵。1851年和1864年又先后強行將X仔與路環(huán)兩島劃入其管轄范圍，從而逐步完成了對澳門的占領。
37、1887年，葡萄牙與中國清政府在北京簽訂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迫使清政府允許葡萄牙“永駐管理澳門”，但該條約涉及的勘界問題經(jīng)多次會談一直無法達成協(xié)議。1928年，當《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第四次期滿時，中國國民黨政府曾照會葡萄牙政府，聲明中止該條約，并與葡萄牙政府簽訂了新的《中葡友好通商條約》。新條約沒有提及澳門問題，葡萄牙占領澳門的現(xiàn)狀沒有得到任何改變。1955年，葡萄牙頒布了《澳門海外省組織法》，擅自將澳門視為其“海外殖民地”。1974年，葡萄牙國內(nèi)發(fā)生了反法西斯政變，宣布放棄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并于1976年頒布了《澳門組織章程》，規(guī)定澳門地區(qū)屬葡萄牙管治下的特殊地區(qū)，享有行政、經(jīng)濟、財政及立法自治權。1979年中葡兩國建交，雙方就澳門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澳門是中國領土，目前由葡萄牙管理；澳門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適當時機中葡兩國通過友好協(xié)商解決。
38、所謂殖民地，通常是指一個獨立的國家因被他國占領，管轄而失去應有的主權，以致于淪陷為他國的附屬地。如安哥拉曾被葡萄牙占領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雖然也被葡萄牙占領并受其管轄，但眾所周知，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政府理所當然地對澳門享有神圣的主權，這一事實決不會因葡萄牙對澳門實施占領或清政府與葡萄牙簽訂不平等的條約而有所改變，更不會因葡萄牙單方面將澳門視為其“海外省”而有所改變。由此可見，殖民地的概念，對澳門來講顯然是不適用的。
39、1972年3月8日，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lián)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主席時指出：“香港、澳門是屬于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于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nèi)的問題，根本不屬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疇?！边@一立場體現(xiàn)了中國政府的一貫態(tài)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1972年11月，聯(lián)合國大會以99票對5票的絕對優(yōu)勢，通過了將香港和澳門從世界殖民地名單上除去的決議。
三、澳門屈辱史
1、澳門之名，葡萄牙人施行并沿用。
2、1842年宣宗道光二十二年，中英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清政府腐敗無能，國勢日頹。1844年9月20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宣布澳門為“自由港”；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澳門總督亞馬留單方面宣布將澳門改為自由港，不準在澳門的中國海關和稅館繼續(xù)存在，中國官員及家屬被迫全部撤離。從此，葡萄牙占領澳門，不僅停止向中國政府繳納租金和關稅，反過來向澳門華人征收田賦，正式取得了澳門的行政權，并向東北擴展地界。因而激起華人反抗，同年八月發(fā)生亞馬留被華人青年斬殺事件，中葡（澳）關系一時緊張。1849年，葡萄牙停止向中國交澳門地租。1851年，葡萄牙占領氹仔。
3、1864年，葡萄牙再占領路環(huán)，設立“海島鎮(zhèn)行政局”。1862年穆宗同治元年，葡派澳督基馬拉士到北京同清政議約，被清廷拒見，只有住在法國使館內(nèi)，由法國大使代表洽約。初時，清提出收回澳門，恢復在澳門設官衙收租稅。但葡要先解決亞馬留被殺問題，經(jīng)過一番爭持，最后達成協(xié)議，清政府可以繼續(xù)在澳門設官府衙門，但不得再提收租。法大使代表葡國同清簽約，葡未簽字。1864年同治三年，葡派遣使節(jié)到北京換文，清發(fā)現(xiàn)條約的中文本予法文本不符，法文本不是將澳門規(guī)定為廣東省的一部分，而是已經(jīng)脫離中國的地區(qū)，結果換文拖下來。直至1887年光緒十三年三月，葡利用清政府派拱北稅務司金登千（英國人）前往里斯本交涉鴉片走私問題之機，舊事重提，搞了一個“中葡會議草約”。同年十二月，中葡簽訂“和好通商條約”，被迫確認“葡國永遠管理澳門”，但同時規(guī)定，“現(xiàn)經(jīng)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此后雙方多次會商，均無結果。
4、1883年，葡萄牙再占領望廈、青洲。1887年，當時的葡萄牙政府方使清政府先后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和《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規(guī)定“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區(qū)治理它處無異”。
5、1928年4月，中國政府通知葡國政府終止“和好通商條約”，未有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香港和中山都陷落在日軍手裹，而澳門名義上仍在葡國統(tǒng)治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澳門的地位一直未變。但是過去長期以來，澳門發(fā)展緩慢。
6、葡萄牙人在澳門一直擁有特權或特殊地位，這使普遍居民大小程度的不滿；從1849年8月29日沈志亮殺害亞馬留總督始，直至1966年12月3日因文化大革命和氹仔學校事件而觸發(fā)“一二‧三”事件，顯示民間對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特權一直深感不滿。
